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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对国内竞争政策的影响

文章来源: 发布时间:2019-12-11

经济全球化对国内竞争政策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国内竞争政策的影响

发布时间:2018-08-05 01:26:25 已有: 人阅读

2017年8月30日至31日,由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主办、上海交通大学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承办的第六届“中国竞争政策论坛”在上海隆重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竞争政策”。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吴汉洪教授,主持了下午的“经济全球化对国内竞争政策的影响”议题,本环节发言人包括:

推进竞争政策在中国的实施,面临很多挑战和困难,把这个问题放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会更加错综复杂。如何应对我们面临的形势和挑战,最基本的理念是平衡。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实施竞争政策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自由化,实现资源、要素、资金、技术在各国之间的自由流动。自由贸易需要公平竞争保障。中国要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需要营造一个更加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这将为实施竞争政策带来巨大的机遇。近年来,竞争政策的重要性在中国已经基本形成共识。中国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2015年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首次指出“逐步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2016年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出台,为竞争政策的落地提供了新的有效路径。可以说,实施竞争政策取得的这些成绩,既是国内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也是中国主动适应国际经济新形势、经济全球化发展、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必然选择。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竞争政策将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一是规则趋同带来协调难题。经济全球化下,各国竞争规则趋同是趋势。但是,像中国这样的后立法国家,有其自身的国情特点和发展诉求,与其他先立法国家在竞争法律体系上存在一定差异,要面对处理的问题也处在不同阶段。这种差异短期内难以完全协调一致。

二是跨国垄断增加执法难度。经济全球化催生了越来越多的跨国垄断行为,特别是国际卡特尔案件日益增多。与一般案件相比,跨国垄断案件执法难度更大,比如案件往往涉及多个执法辖区,可能产生法律适用的冲突;垄断行为发生地与结果产生地往往不一致,对调查取证带来一定困难;涉案企业在一国启动调查后可能会毁灭或者隐匿证据,导致其他国家再进行调查时难以获取关键证据;相关市场界定的不确定性和争议性更大等。

三是相关经济政策与竞争政策产生冲突。一个国家在全球化下要保持竞争力,吸引全球资金、技术、人才,这些都会涉及到国家的产业政策。一些地方为吸引外资给予优惠政策,这些政策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地方发展的诉求,但如何与竞争政策协调也是需要关注的问题。应对看到,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不协调问题,在发达国家同样存在。

二是进一步完善我国竞争法律体系,在尊重国情的基础上吸收借鉴国外先进的制度经验,在竞争规则上寻求最大公约数,实现最大程度的协调。

三是进一步深化国际合作,包括执法合作和政策方面的沟通,增进相互理解、相互尊重。近年来,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国际合作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限于经验交流、技术合作等层面,尚未涉及到实质性执法活动。面对跨国垄断的挑战,需要进一步深化合作力度,探索联合调查取证、交换案件信息等有效路径和方式,提升查处跨国垄断案件的能力。

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参加第六届“中国竞争政策论坛”,在“经济全球化对国内竞争政策的影响”这个主题下与大家进行交流。

“经济全球化”这一概念,自从上世纪80年代被提出,历经三十年,时至今日,它仍然是国际社会对世界经济局势进行讨论的一个重要命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经济全球化可以被看做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市场、技术与通讯形式都越来越具有全球特征,民族性和地方性在减少。”为此,我们可以从三方面理解经济全球化:一是世界各国经济联系的加强和相互依赖程度日益提高;二是各国国内经济规则不断趋于一致;三是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强化,即各种多边或区域组织对世界经济的协调和约束作用越来越强。

经济全球化浪潮不断塑造着世界经济的新面貌,市场竞争环境也在随之发生深刻变化,竞争政策也随之需要作出相应调整。以下是我个人的一点观察和体会。

推动市场开放和投资贸易自由化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基本方向,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顺应了这一潮流。经济全球化的三十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三十年。近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力度不断加大,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完善,税收、财政政策日益健全,国有企业在接受市场化冲击的同时也在不断融入市场竞争在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的同时,在全球化竞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民营企业在参与全球化分工的过程中不断自我完善,完成了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转变,也已经成为国内和国际市场竞争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同时,这三十年来,中国已经成为外商投资和贸易的重要市场。在中国经济领域的众多环节,都能见到外资企业和外国品牌的身影。近年来随着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劳动力成本上升,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外资企业转向东南亚,不过中国蓬勃发展的服务业和消费市场的崛起,使得中国市场对外资仍然保持着巨大的吸引力。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7900家,同比增长5%。2017年1-7月,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17703家,同比增长12%。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并没有因为全球经济不景气而停止。

随着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许多原本禁止限制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投资经营的行业领域逐渐向各类市场主体放开,国企、民企、外企同场竞技,各领。就连传统的水电煤这些长期以来一直由国有企业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如今很多地方都在以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方式出现民营企业或外资企业经营管理的格局,也取得了很好的收益。市场主体多元化所带来的一个制度需求是市场主体希望政府能够对参与市场资源配置的经营者保持中立,不对特定的企业优待或偏袒,避免不正当地干预竞争。

在我国竞争政策的发展完善过程中,始终注意这一问题,我们不仅在《反垄断法》中单独规定了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对公用企业排挤其他经营者公平竞争的行为作了规定,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改革方向。去年,国务院出台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政府出台排除、限制竞争政策进行制度性约束。这一系列举措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创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提供了法律条件和制度保障。去年,针对供水、供电、供气、交通运输、殡葬等行业强制交易、滥收费用等行为突出,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工商总局积极开展集中整治公用企业反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专项执法行动,上午,杨红灿局长对专项执法行动取得的具体成效已作介绍,不再重复。需要强调的是,专项执法行动不仅维护了消费者权益,减轻了企业负担,提升了政府形象,而且部分破除了公用企业的行业壁垒,促进社会资本加快进入公用行业经营。

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重新配置与整合。首先,科技进步大大降低了交通运输成本和沟通协作成本,使得跨地域的合作成为可能;其次,各国在国际贸易方面的紧密合作和制度安排降低了贸易投资壁垒,促进了生产要素的流动,地理界限对市场供需产生的限制作用越来越小。在此基础上,跨国公司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将产业链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整合,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小到手机、电脑,大到汽车、飞机,这些产品的制造都可以由跨国公司分布在全球的工厂共同协作完成。

为了保证企业在整体上最大程度的协调性,跨国公司从研发、生产、销售到人员管理,其核心商业策略均由其总部统一向全球作出,因此,企业的商业决策随着产业链的全球化也变得国际化了。

企业商业决策全球化给各国竞争执法带来了新的挑战,即传统竞争法作为国内的法律制度需要在域外适用,目前世界主要国家在反垄断立法的过程中均已确立了以“效果原则”为核心的域外管辖原则。不过,一方面国内竞争法在域外适用时,在证据取得以及执行等方面都可能力不从心,另一方面,在全球市场上,跨国企业的某一个经营决策可能同时影响多个法域,也会导致各国管辖权的冲突。这需要各国竞争执法机构进一步加强国际协作,在竞争规则与执法实践两个层面进行协调。目前,中国竞争执法机构已经同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有关竞争领域方面的合作谅解备忘录,开展了一些合作与交流,未来的合作都将会在不同层面和领域进一步深入和拓展。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另一个影响是国际资本的大范围流动,随着各国监管机构出台的政策法规日渐严密,国际资本主导下的企业投资关系也日益复杂,企业之间的关联关系和实际控制关系可以通过股权基金、信托、代持、协议控制、合作投资等方式实现。实际上这一问题跟上一问题是相关的,跨国企业正是通过这些投资安排将位于全球的各个经营实体紧密联结起来。

企业资本构成和关联关系复杂化导致的一个重要后果是企业之间信息交换的渠道更加多样化,更加不透明,企业商业决策过程更加复杂,违法行为主体难以确定,这给竞争执法机构执法过程中搜集证据和适用法律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工商总局的一些案件已经涉及此类问题。关于关联企业之间违法主体的判断,欧盟在执法中运用“单一经济体”理论加以解决,然而在中国,目前《反垄断法》还没有类似的规定。我们还需要在这方面加强理论研究和执法实践的探索。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目前世界经济处于下行期,经济全球化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带来了一些压力和冲击,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的矛盾更加突出。因此近几年来“逆全球化”暗潮涌动,导致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级,全球多边机制不振,各类区域性的贸易投资协定碎片化趋势明显。虽然,世界主要国家在竞争法和竞争政策的主要观点上已经达成了一些基本共识,然而竞争法毕竟是一国国内的法律制度,主要以国内竞争行为为调整对象,现行各国竞争法在考量竞争损害时仍主要着眼于国内市场,旨在维护本国消费者的利益,并未完全上升到维护国际市场竞争秩序的共同目标上来,在此情况下,一国的竞争政策有可能被利用成为贸易保护的工具。对此,竞争执法机构应尽量平衡与矫正经济逆全球化给国内竞争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避免竞争政策的实施成为贸易保护的工具。这一问题也对竞争执法机构公开、公平、透明的执法工作及多机构间的交流合作带来挑战。

习主席在2017年1月瑞士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时指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当今世界正处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的孕育期,新技术的变革将促使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化,中国也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中国的竞争执法机构还需要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竞争政策的实施,以竞争中立为倡导,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更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在促进经济健康有序发展,保护消费者利益方面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

讲到全球化对于竞争政策的影响,我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机构的一些经验,我们处理跨国案件方面的经验以及相关的展望。自从1995年有了WTO系统之后,我们一直以来都关注贸易自由化,各个国家都希望能够降低贸易壁垒。随着IT技术以及物流行业的极大发展,以及在2000年时FTA的极大提升,各个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都有了极大的提升。

我们看到,在服务和贸易,以及在人力资本方面的交往越来越积极。当所有一切都变得更加全球化的时候,全世界都成为一个地球村,都拥有一个高度白热化竞争的市场。就出现了两个趋势,尤其在竞争法领域。首先涉及到全球竞争法的案例数量不断上升,第二是各个国家竞争法系统他们不断在讨论如何能够更好的进行体制协调。其中也包括竞争法的协调。

首先我们讲到全球的一个案例,在过去有KFTC所处理的案例当中,我们看到全球的兼并、全球的卡特尔等等,这些都在不断地上升,不断地影响到我们国内外的市场。

如果看一下合并的趋势,尤其看一下过去五年的趋势,我们会看到兼并案例不断上升。虽然它整体是有一些波动的,就从2012年的80个案例提升到了2016年的109个案例,在价值方面当然也有了极大的提升。比如在2012年的29万亿上升到了2016年的564万亿。

在2016年我们所有合并案例,在国际之间的合并案例一共占到了17%,我们整体案例数量是646例,在价值方面国际兼并占到了整体的95%。在国际卡特尔方面,由KFTC在过去十年当中所处理的案例,2015年之前只有5例,但自从2011年开始,数量极大地上升,上升到了18,因此在这方面法治也在逐步加强。

另外在过去几年当中,支配地位的滥用也有了抬头的趋势。全球公司已经都广受影响,意味着我们跨国案例已经出现了极大上升。

因为有经济全球化的影响,美国竞争法律系统延伸到很多国家,现在有超过130个国家有了自己的竞争法体系。正如地图上面大家可以看到的,有多少国家他们有国际卡特尔的执法?一些宽恕项目、宽恕政策也有了极大提升。

有很多执法机构,他们都希望能够通过确定全球的标准,还有法律体系,能够来打击全球垄断行为。大部分是由OECD和ICN做了很多的工作,他们为竞争法竞争政策设立了国际标准。我们必须要看到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并且看他们最好的最佳实践,并且落实指南以及建议,这样所有国家所有地区都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来落实所有这些指南以及推进。

正如之前已经提到过的,在卡特尔案件上,涉案价值和案件数量方面都有很大的提升,KFTC也关注这点,我们不断提升国际合作,并且希望与其他国家执法机构共同合作,来共同解决相关的案例,并且能够更好地完善我们国内的竞争法体系来应对国际问题。

在2004年12月,我们重新审理了公平贸易法案,当中有一个新增条款,涉及到我们法律的涉外法权。在2008年我们国际卡特尔部新兴成立,而且我们吸引了很多人才与我们共同来解决国际的卡特尔垄断行为。这边是KFTC在近几年当中所处理的国际卡特尔案例。

其实现在卡特尔案例涉及范围之广已经不能由一个国家来进行解决,而应通过全球范围的与第三方的合作来解决。因此在信息交流方面的合作需要不断提升,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法律协调。现在卡特尔或垄断行为都是高隐秘性的,信息分享合作非常重要。另外我们也看到更多新型的交易,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我们更多共同的合作。因为我们每一个国家每一个自己的经验都是有限的,通过国际合作,我们才能够更好地提升对全方位案例的掌控。

另外,我们需要有更多良好的法律机制。当然了,我们的经济体系有很多的不同,因为每一个国家的市场情况、经济情况和法治体系都是不同的,但即便如此,我们应当推动合作,尤其是执法部门之间的合作,另外我们必须对大公司监管进行加强。比如说在合并方面就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KFTC也已经有了极大的进展,尤其在国际合作方面。自从1999年之后,我们已经与15个机构以及很多国家签署了双边合作法案。比如我们一共有15个FTA协议,其中包括了竞争的章节,能够有更好的双边合作。在这里我也给大家举了一些我们实际的例子,我们的国际模式对于我们整体的案例研究,或者案例解决都有很大的影响,其中我们可以总结出结构化、模式化的方式。其实在所有案例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所有机构方都是紧密合作的。

比如说2015年的东京电子并购案。2013年签署了相关的合并协议,并且在11月份向KFTC宣布报告了这个合并,我们就进行了审查。我们主要关注国内CPU和半导体市场,他们有世界第三大市场份额。在当时的半导体行业,KFTC就认为这个合并可以对我们国内的半导体市场带来巨大的影响。因此在一开始,我们就很紧密的与中国、日本、、美国方面进行紧密合作,我们举行了电话会议、视频会议,并且沟通了相关的一些想法,并且我们也看到了有相关的救济原则。我们也与两个公司紧密的进行交流,从中获取重组的信息,而且同时我们也与中国商务部进行了紧密的沟通,来看一下他们对这个案例带来的竞争限制的看法。我们也与日本的机构进行紧密合作。

最后我们发布了一个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权衡了各方各面的信息,最后我们有了一个承诺机制,KFTC希望能够与其他竞争机构来进行合作,并且也对合并可能对竞争带来的后果进行了清晰的表达。我们很难取得卡特尔的相关信息,我们必须要与其他国家来共同进行执法和调研。在这边,涉及到污染方面的调查,我们就与其他国家进行了合作。我们进行了共同调研以及平行调研,我们共同考虑可以使用怎样的宽恕政策。除此之外,我们也就其他法律事项,比如管辖权矛盾,处罚手段等等进行了讨论,所有这一切都是要涉及到置外法权这个概念的。

KFTC在努力推动整个体系的发展,我们希望设立相关的标准,并且关注新的市场与新的机构,或者说新科技的改变,希望能够提升透明度,这样可以更好的应对经济全球化,而在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与全球的竞争法,在全球竞争法案处理方面提升与国外专家、国外机构的合作。另外我们的法律同时也强调平衡,并且我们非常关注执法,希望能够保持这个法律体系的公平和公正。

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反垄断领域的专家加入我们这个组织。全球经济化可以给我们带来非常多挑战,KFTC希望能通过能力建设,更好地应对所有这些挑战,并且期待能够与第三方进行合作。

全球化以及瞬息万变的科技,肯定会给我们提高要求,给我们的执法带来一定的难度,如果我们要更好地解决或克服这些挑战,就亟需国际合作。中国的反垄断在未来取得很高的地位,韩国和中国在竞争法方面的合作在未来会有极大的提高,在最后我很感谢大家邀请我来到这里,并且我祝贺第六届竞争政策论坛能够成功举办。谢谢!

我要探讨的这个话题在过去几年是大家广为研究的,就是全球的价值链,特别是有关全球数字的价值链。今天我们听到了很多的描述,就是全球市场和经济全球化。我们有多少经济活动是真正在全球市场进行的,有多少活动是在价值网络,或全球供应链所发生的。我们要描述一些全球的价值链,特别是技术上比较复杂的产品的价值链,我们必须要考虑这些问题,因为这些价值链需要不同公司之间的合作,各个主体之间的关联,在这些供应链当中非常重要。同时这也是跨境的价值链,因为价值链是地处全世界不同的地方,这是我要补充的第一个探讨的要点。

第二个我想补充的一个探讨要点就是通用技术的发展。通用技术指的是各种各样不同的技术,它可以指内燃机的技术或大数据,或者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等这些技术,在我的例子当中,我想关注一下和计算机相关的通用技术。我想这样去探讨这个问题,为了去介绍我所谓的纵向竞争,如果我们去看通用技术发展的历史,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这个行业的重点是主机硬件的发展。比如我们看到IBM公司他曾经有过很多这方面的创新。到底在这个行业当中,到底谁给IBM带来巨大的挑战?不是另外一个硬件公司,不是另外一个主机公司,而是另外一个软件公司,而是微软盖茨他开发了一个计算机操作系统,就是计算机神经网络。他控制了整个CPU的计算,这是IBM主要的挑战来源。其实它完完全全来自于不同的市场,像这样一种挑战,或者说这种竞争,它不是一个水平的竞争,不是来自于同行的竞争。其实在计算机行业,很多竞争企业是来自于纵向数值行业的竞争。

如果你思考这种不同的价值链不同的组成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像通用技术的领先公司,这些公司他们面对着一个两难境地,他们想把自己的市场力量最大化,但与此同时,他们希望能和价值链各个部门有更好的合作。

他们在这样一个价值链当中创造了垄断,但另一方面他们也需要和价值链方面进行合作。如果你在全球价值链角度分析这个问题,其实到最后必须去看集体创新的利益到底最后落在了谁的口袋里。经典的理论其实没有关注这个问题,在这个价值链当中,经济的效益到底体现在什么样的环节?这是我们要去做的一个分析,我们就可以理解不同价值链之间的关系。包括所谓技术的领头羊。

在竞争对手之间,在价值链当中有许可的做法,还有其他一些做法,都是为了让自己能够在价值链当中把自己的收益能够最大化。但这么做的同时,对价值链不同环节造成了一些不良的影响。

所以说我们要仔细地去分析这个价值链不同环节之间,他们是怎么样发生互动的?不良的影响是如何产生的?我们要去看数字化的价值链,还有一个是价值链不同部分之间的关系。这个行业的特点是纵向的竞争而不是横向的竞争。

数字价值链当中,价值链末端并不是消费者,其实这只是一个开端,因为他们给这个价值链提供了输入端,在这个价值链当中,首先输入的就是数据的收集,可以是个人的数据,或者是消费者交易的相关数据,比如像天气有关的数据。这些通过不同的方式加以收集,然后在这个环节的下一步就是数字仓储和储存,这点非常得有趣。我们看到数据产生的最后一步就是这些数据的货币化,真正从这些数据产生利润。这就是价值链的不同部分。

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要去跟踪特定的价值,特别是我们有必要去理解数据价值链的终端,最后是到金融市场。我们有必要去记住这一点,如果你看一些技术公司还有他们的估值,他们的估值不一定是来自于真正的销售,更多是来自于大家对他未来利润的预估。《经济学人》有这样一篇文章,他们分析了不同技术公司的估值,他们的估值真的非常巨大,有一些最有价值的公司,他们估值真的很惊人,如果你看到这些估值有多少来自于现在的销售,有多少来自于对未来利润的估算。

比如像亚马逊,估值来自于人们对它在2020年之后的利润的估算。其实这个公司很长时间根本就没有盈利,但你看他们的估值在不断上升,而且上升地非常快,同时我们看到很多人都觉得亚马逊今后将会在电商,还有杂货销售方面,将来更多会是公用事业公司,会有很大的盈利潜力。利润预期的估值,也促进了很多全球的并购。

很多公司他们现在在收购整个纵向价值链公司,我觉得数字化价值链纵向竞争有一个特点,消费者是起点而不是终点,同时金融市场对这些公司的估值,使我们必须要去深思,竞争政策到底在这些市场是不是适用?我们是不是应该只关注于消费者?或者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以此为起点。

所以美国在这方面有很多的讨论。讲到了消费者可能有的时候会在一些行业当中,数据会被滥用,最后探讨的时候有人会讲,也许我们应该依赖于消费者的算法去避免这种滥用。数字价值链财富转移的效果,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2.0计划在这方面也做出了一些尝试,对于本地以及全球寡头的企业,我们怎么样去遏制一些不良的行为。还有在数据保护及系统的操作性方面,这都是未来值得深思的一些问题。

全球关注于纵向竞争的方法,可能会帮助我们更加积极地进行在数值,或纵向竞争方面的执法,以及数据保护方面的执法。但我觉得全球数字价值链的发展也带来了更多更重要的问题,就是有关竞争法之间的互动,还有这个法律和其他法律之间的互动。其实这些都是对今后竞争法执法有很大的影响。

讲到《知识产权法案》和其他的金融法案,包括如何创造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以及提供服务。尤其我们有单一市场的数字进程,而且我们关注隐私保护以及数据的保护,所有这些方方面面都会涉及到。当然了,事实上在不同的辖区当中,做法其实有一些差别,尤其是他们想要有什么样的流程或法律体系。其中有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应当要重新来定义一下消费者的权利或者消费者福利?比如我们要充分地来考虑到他们的隐私保护和数据保护等等,但这些看法从一个辖区到另外一个辖区都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看欧洲的辖区在数据保护方面有一些案例,比如Google、Facebook、What’s app当中,都充分考虑了隐私保护和数据保护。他们会把领英和office结合在一起,其实这是欧洲法律所不允许的,它们连接起来就使得微软一家独大,对于欧盟来说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如果全球合作,就能够取得领英全球数字库的决定权,所以就会带来安全方面的考量。

还有数据集合、数据集中,委员会也探索了数字保护方面的法律规程或法律规范,看如何来更好地保护我们的数字集中。在这方面委员会认为领英数据库在未来两三年当中,可能不会再此方面占据大头,因此这也并没有违反领英的隐私条例来与第三方分享相关的数据。因此在数据保护方面,对于整一个竞争也会有影响。

欧盟委员会也说,如果有合并的话会边缘化领英的竞争者,这样对于领英相关的用户就造成了不公平的态势,因此这对于整体的竞争是有减少的。为了能够消除这样一个担忧,他们有几点承诺,要求合并的相关方来进行签署或来进行承诺,来进行达成。所以我们就看到,所有关于隐私的考虑,其实不仅仅是针对欧盟的,在全球范围内都有这样的考量。如果我们有全球的兼并,涉及到这上面所有四方面的考量都是需要仔细来考虑的。

其中一个解决方案是直接避免它。比如我们可以来简单化反托拉斯,不需要狭义上考虑我们消费者的利益,这样会带来更多的歧义。所以最后的结果可能会造成政策的逆火,因为它是非法的,这跟之前我们一以贯之的法律体系有很多的冲突。比如在数据保护方面和竞争法政策方面。还有经济方面的逆火,还有民粹主义的兴起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背后的问题,这可能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再就是利用所谓的大都市方法,在涉及竞争法方面有更多的协调,在这方面我们有更多的分歧,因此我们要求同存异,共同构建相互的信任。比如不同执法部门之间的信任,比如在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信任,并且还要设立一个框架。下个月我们大学出版社会有一些先驱做法,在这边涉及到的相关论文会集中发表。大家感兴趣可以等论文出版之后再具体看一下。

我今天将会从这些方面进行分享:全球竞争合作项目和相关组织的创立,以及全球治理方面的缺失。首先我想说的是,全球竞争法其实是缺失的。全球治理应当是一个平台,而且要担负起对于全球经济的监管作用。可以看到,现在方方面面已经有了一些初期的发展。比如在贸易方面,有一些标准、法案已经进行了初步的设立,包括WTO协议等等。我们还有一些相关的体制和平台,比如WIPO和IMF的设立。还有布雷顿森林体系,涉及到经济和金融领域。布雷顿森林体系可以说是二战之后最有利的一致性的一个平台。但是在全球竞争方面缺乏了一个全球标准,或者说全球法治平台。这个平台应当是充分协调的,但现在毫无疑问是缺失的。一旦设立,就涉及到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并且涉及到跨国的使用,给我们提供相当程度的帮助。这是全球治理所缺失的,我们在最近一次调研当中看到,这个调研是由OECD和国际竞争网络来进行的,发现所有辖区都不太愿意进行合作,即便是合作的辖区,他们在信息分享和数据分享当中,其实也是非常有限的,使得全球经济集中或全球经济流程的全球化方面都造成了很多的不确定性,或者说不透明度。但同时,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努力,我们其实也都在努力构建一个全球化的平台,在过去也有一些例子和平台,他们曾经有潜力成为全球的竞争平台。

首先可以追溯到二战,二战刚结束时有哈瓦那宪章,当时提出成立一个国际贸易组织ITO,其中包括要设立保护竞争的全球平台,1941年我们就有了哈瓦那宪章。正如大家可以看到的,我给大家列了两段话,都是有关设立ITO的。他说我们全球贸易体系可以与其他贸易体系来进行平行的发展,比如服务、人才的自由流动。事实上国际贸易或哈瓦那宪章之后就失败了,因为没有受到全部成员国的批准。而且在二战结束之后,我们再也没有听说到哈瓦那宪章的相关消息,而且也没有其他替代性的组织或宣言可以来替代哈瓦那宪章发挥相关的协调作用。所有这些国家其实是没有约束力的。

在冷战结束之后我们又有了新的发展,那就是乌拉圭回合,那时候我们进行了很多贸易协调,我们全球竞争体系或全球竞争法律体系应当来很好地规制或管理全球贸易和竞争,在背后有很多国家希望能来推动这样一个条约的形成。正如此前德国主席,他在一个出版物当中提到,一些欧洲国家,他们希望能够签署这样的条约。但很遗憾,这个条约最后也没有通过磋商。尤其没有在乌拉圭回合当中达成一致,背后原因有很多,它涉及到不同国家的情况。

比如,美国没有批准这个协议,因此在第二段我们将讲到美国的看法,他们希望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特地位,因为他们在当时冷战结束的时候,其实是在贸易地位上享有优势的,他们并不想要签署这个条约。这个罗布特是FTC前主席,他说我们不应该签署,一言以蔽之,美国反对。

我这边的标题能够很好地描述我们现有的情况,就是辖区单边主义,我们缺乏全球统一的平台,或者说组织,来协调我们相关的竞争法律,虽然我们有很多利益相关方,我们有很多经济体,虽然他们有很多都没有受到恰如其分的监管,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他们都能够使用单边主义来行事。因此在很多经济大国都有这样的辖区单边主义。虽然说我们有经济全球化,我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有主导的辖区,并在其中有非常大的市场势力或管理势力,尤其在全球范围内来说。所以他们其实并没有进行很好的平衡,或者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平台机制对此进行管理。就出现了寡头市场和垄断市场,这一切都应当予以纠正。

辖区单边主义形容的是,如果你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实力,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应该采取单边的行动。这是我们所反对的。

我在这边列举了一些相关条例,它们也是美国法律体系的一部分,但他们并没有取消,现在还是在美国的反托拉斯法案当中的一部分。国会议员所制定的一个法案,目前还是生效的,所以FTC现在还在执行这个法律,这个法案叫做Webb-Pomerene Act,可以说在全球经济当中,对美国企业起到了保护作用。即使他们在有些地方有卡特尔行为。

Webb在推出这个法案的时候就讲到了,我会要求我们美国的企业,在任何美国国旗飘扬的地方要受到反托拉斯法的约束,但没有我们国旗飞扬的地方,我其实是不管的。现在在全球经济体制当中,非常有趣,辖区单边主义现在还是非常明显。同时他们在这背后还有一系列意识形态等言辞。这些言辞看上去比较有科学性,但是我们看到这些意识形态其实非常明显,对于信仰他们的人来说,他们觉得这是非常合理的,其实这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大家知道在冷战之后,安迪亚特也讲到,我们不需要再辩论,我们应该打造我们经济的结构、的结构。我们只需要坚持西方的原则,这些原则会给我们带来繁荣,会带来非常美好的生活标准,就是西方国家在过去所达到的生活水准。同时这样一个现在也用在一些反托拉斯的法律执行当中。很多反托拉斯执行行为还是体现了这种原则。

但是我们看到,像一些国际组织OECD,他们其实也借鉴了这些原则、目标等等,也借鉴了美国的做法,辅之一些技术性的重点做法。我们仔细去分析这种新自由主义信条会发现,其实这种论断并不一定合理。

最近美国一个学者布勒科娃讲到,学界过去三十年当中,一直都在强调消费者利益这个概念,特别是讲到美国的反托拉斯做法,经常强调消费者的利益。但是他说,其实在过去几十年当中,对消费者利益其实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

另外一个学者Brodley讲到,消费者的福利往往出现在全球反托拉斯的话语当中,但对于它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大家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我们看到全球新自由主义的议程,他们非常强调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但我们看到他们是不是一直在强调对全球消费者利益的保护呢?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很多学者在这方面也表达了疑惑。

美国的执法,如果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消费者是不是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消费者,或者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竞争分析要考虑到这样一点,但很多西方国家主管当局,不管是欧洲或是美国,在执法的时候只考虑自己的消费者。如果你们去看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有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忽视这些消费者利益的。甚至是有意不顾这些消费者的利益。

伊万诺夫教授讲到一个美国和墨西哥公司合并的案子,墨西哥主管当局讲得非常清楚,这样一个并购案对墨西哥消费者是有伤害的,但美国的主管当局讲得非常清楚,其实墨西哥消费者他们的利益跟我们无关。所以说这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同时我们看到这个情况在不断变化,我们看到市场不断浮现新的维度,新的竞争不断地涌现。全球的价值链,新的价值链支持到经济当中,新的价值链也带来一些复杂的问题,使我们全球的经济竞争更加必要。我们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全球的治理就更加有必要。

前美国部长Summers2010年就在加强贸易的自由化,就允许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当中捕捉更多的价值,使他们的行为在全球更加自由化。因为在全球的环境当中,你掌握了更多的资源,你也有更多的主动权。当然,在这里我们也有必要去探讨竞争法执法,以及知识产权保护之间的关系。Stamer说产权是财富再分配非常重要的机制和方法,或者说是工具。所以通过全球知识产权规则,我们的确会从一个国家把财富重新分配到另外一个国家。

在我们国家环境当中缺乏这种平衡的机制,包括国际。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对于新经济带来的挑战,怎么样去解决呢?我们看到普京还有经济学家,其实他们在这方面是有一些共识的,现在一些发达国家,或者说是经济体对财富聚集的效应是比19世纪之前还要严重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缺乏一个框架再进行权力以及财富的分布和分配。

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怕的,因为这的确使我们想到了19世纪的一些强盗贵族,这个现象引起了很多社会以及经济方面的问题。

希望是存在的,对于全球治理我们看到了横向解决方案的希望。我们可以制定一些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合作机制。发达国家、发展国家,有关国际竞争我们可以加强合作,我们可以创造一种制衡的机制,平衡的机制,包括一些领先的发达国家和金砖国家,这样新兴国家之间的合作,通过这样一个合作,我们可以改变对全球治理的效果。如果我们全球能够携起手来进行合作,我们就可以带来一些新的监管方法。我特别同意Lianos所讲,我们现在需要一个统一的解决方案,不仅仅包括纵向价值链方面的解决方案,还包括横向的解决方案。

像金砖国家就做得非常好,近些年金砖国家为了创造更加包容化更加公平的全球竞争环境做了很多努力。去年我们金砖国家签署了合作备忘录,非常好,但新的框架如何执行?有一点非常重要,我们有必要和全球网络,知识经济网络还有全球价值链各方一道合作,在一些技术方面、行业方面,我们可以一同为了保护企业以及消费者的利益,创造一种新的竞争方式。对于新技术、新行业,我们希望通过新竞争模式的创建,能够实现更加公平的,使经济及其艺术发展惠及更多的企业和消费者。以上就是我的演讲,谢谢!郑州治疗癫痫病好不好哈尔滨看羊羔疯比较好的医院武汉哪家医院能够治疗好癫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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